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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杨仁荣,男,1986年出生于江西抚州市宜黄县棠阴镇。宜黄县理科高考状元,北京航空航天大学(分数线,专业设置)飞行设计专业,肄业。截至2018年8月,杨仁荣与家人失联9年。”

这是百度百科词条“杨仁荣”中的一段话。这个词条最早创建于2009年,终于在今年更新了内容。

今年8月,杨母被诊断出癌症,她向媒体求助,希望走之前能再看儿子一眼。9月,看到报道的杨仁荣终于拨通了家人的电话。这场时隔9年的通话异常混乱,电话两头都是边哭边说,断断续续。

对于这对父母来说,眼泪并不罕见。9年来,母亲吴细女有几次哭晕过去。很少有人见过杨仁荣流泪。父亲杨崇生记得,儿子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不想去学校,哭着跑回了家。他打了儿子一巴掌。

从那以后,杨仁荣在学习上再也没让父母失望过。2003年,他成了县里的高考理科状元。谢师宴摆了十几桌,鞭炮的红纸炸得满地都是。

在亲戚们眼里,杨仁荣内向、斯文、爱看书。家里有面墙贴满了他的奖状,最后贴不下了,只能另找一面墙。他是家族里成绩最好的孩子,总是被当作同龄人的学习对象。

那时候,所有人都相信这个无可争议的好孩子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。

这种信念一直持续到9年前。杨崇生收到一条儿子发来的短信,大意是他在北京很好,勿念。此后便杳无音讯。

失联似乎早有迹象了。上大学后,杨仁荣几乎不主动给家里打电话,每次都是父母打过去。毕业后,父母去过他在北京的住所,他谎称自己在银行工作。后来,父母连谎言也听不到了。

为了打听儿子的消息,杨崇生这几年往北京跑了5趟,找了四五家派出所。杨崇生第一次去北京,是送儿子上大学。火车要坐一整夜,他一点也不觉得辛苦。把儿子送到学校,他就匆匆走了,老家工地上还有活要干。

几年间,这对夫妇从担心、气愤,渐渐变得麻木。2013年,他们再次去北京,儿子依旧没有消息。他们第一次去逛了天安门、动物园、国家博物馆。“没办法,只能这样。”

日子总得继续。只要不下雨,杨崇生就要去工地上干活,有时是拆房子,有时是盖房子。有时,他还会去儿子从前的学校,帮忙建新的教学楼,铺操场。每年农历三月,吴细女都要给新收的青笋分级、除蒂、清洗,站着忙到凌晨。杨崇生以前跟儿子说,“不读书就不会有出息,只能种田、打工,像我们一样。”

后来,杨仁荣的妹妹结婚了,生了两个孩子,孩子打打闹闹的。

只是“儿子没回来,一切都是假的”。按照风俗,家里的男孩要住位于正东的房间,杨崇生夫妇一直给儿子留着,窗帘也是母亲特意挑的,要更贵一些。他大学时送给母亲的帽子、围巾,被完好地保存着,吴细女舍不得戴。杨仁荣从小不爱拍照,没留下什么照片。有一张是跟一群人的合照,他站在中间,手里捧着一张红色的纸,似乎是某种奖励。母亲特意把他放大,单独冲洗成一张照片。

今年加工春笋的时候,吴细女觉得腰有些痛,她没在意,最终被诊断出患了子宫平滑肌肉瘤,这是一种顽固的癌症。她对媒体说,自己不想治了,因为儿子还没找到。

看到报道,杨仁荣终于回家了。

没人知道他这些年为什么不回家。以下是杨仁荣的自述——

书是我最好的朋友

书是我最好的朋友

我从小就觉得学习是件很容易的事。到了高中,考试基本上就是第一第二。所以高考考了全县理科状元,我一点都不意外。

高考是人生第一道坎儿,我很轻松地跨过去了。小时候我觉得学习是最重要的,但不会想为什么学习。只是周围人都在告诉我“要好好学习”,而我恰好擅长这一点。学习好的人似乎掌握某种特权,是所有人的榜样。

我爸兄弟6个,叔伯的孩子们大多没上过高中。因为学习好,小时候的我在同龄人中会有种很强烈的自豪感,现在看来其实是一种虚荣心。我记得高中有个校花,跟一个学习很差的人在一起了。每次看到他们在一起聊天,我就会有点不舒服。

我们村有个杨氏祠堂,以前有个普通学校的硕士把毕业证放在里面,供后人瞻仰。如果我拿到北航毕业证,也可以放进去。我妈很看重那个。

直到现在我也没拿到那张毕业证。毕业前有门物理实验没去考,最后是肄业。北航现在还保留着我的学籍,什么时候那门考试通过了,才会给我毕业证。

我不喜欢我学的飞行设计专业,我喜欢理论物理这种比较虚一点的东西。大学四年,我几乎没去听过专业课,作业也不写。一般考前一个月突击复习一下,平均在三四天内看完一本挺厚的教材,大多数都能及格。当时想通过考试纯粹是为了面子,到后来觉得面子也不重要了,干脆不考了。

大学里,书是我最好的朋友。那时候我一天能看好几本,找到一本好书会欣喜若狂。生活中的社交需求就被淡化了。我在大学没什么关系好的同学,跟那些好书一比,身边的人都显得很平庸、肤浅。

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农村身份带来的自卑感。我根本不在意物质上的攀比,因为大脑不在那个频道。

我妈很希望我去通过最后那门考试,拿到毕业证。我觉得很不理解。如果我妈不提,我脑子里从来都不会主动想起这件事。能不能毕业对我来说无所谓。我觉得即使拿到一个硕士、博士学位,又有什么用呢?

父子俩不能触碰的心理禁区

父子俩不能触碰的心理禁区

我刚上大一就知道自己毕业以后能干什么,每天在工厂跟图纸打交道嘛。我就特别烦。你想象一下,一架空客A380牵涉的零件可能有几十万个,设计人员大概几千个,一个人负责几十个零件的设计、制造、改进。这种工作就像一个庞大体系中的螺丝钉,你就被钉在那个地方了。

刚毕业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有本事,很有想法,创业的话一年可以挣上百万元。但创业之前需要资金积累。我记得接到的第一份面试来自一家很大的广告公司,面试官让我在半小时内为一个产品写一份推销文案,我之前从没接触过,就随便写了一通。后来负责招聘的人直接跟我说:你可以走了。

还有一次面试我特别郁闷。一开始,对方听说我是北航的,觉得还可以,面试时问了一些很专业的机械方面的问题,当时我都蒙了。我旁边一起面试的人学校很一般,都答上了。考官就看着我不说话。说实话,很多面试我确实没有用心准备。

后来一家卖军工产品的企业录用我做办公室文员,我做了不到一周就辞职了。就是不想干了,待不下去,不喜欢,不知道为什么。

我想做的是自己弄点小生意。说起来你都不相信,我曾经在网上搜索关键词“创业”,看到一个机会——帮人拆墙。我就花1000元买了一台钻机,请一个懂这门技术的人吃了顿饭,让他教我如何操作,然后专门去要拆墙的地方发小广告,主要在西三旗。接到生意,一天赚四五百元是很轻松的。但是客户不稳定,还要整天背着20多斤重的钻机跑到很远的地方,很累。我做了半个月就不做了。毕业后我差不多换了十几份工作,没有一份超过半年。

我做得最好的一个项目是毕业两三年后,跟两个人合伙做短信群发业务。一星期内,我们每人赚了两万元。不过很快,同行里赚的最多的那个被抓了,我们就没敢再继续做。

在北京那么大的城市想混出头挺难的。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吧,执行力也不够强。

我在一家西餐厅做过服务生,负责点菜、擦桌子、翻台。工资不高,升为小主管后涨到四千五百元。如果不是为创业积攒资金,谁会跑去做一个服务生呢?

餐厅老板是个日本人,对细节要求非常严格,比如餐具距离桌子边缘几厘米,上菜时要说哪句话、用什么语气。服装也要求统一,我还记得有个迎宾小姐,总是穿着红色的连衣裙,客人离店时要面带微笑地目送,鞠躬也有固定角度。有种被奴役的感觉。我现在想起那段时间都有点害怕。

我偶尔会想,自己读过这么多书,为什么在这里擦桌子?

我想成功。毕业后,社会评判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从学习变成了物质,说一些虚的根本没用。我觉得压力很大,来自父母、亲戚和社会,这是我不想承受的。

一开始,不跟家里联系只是出于偶然。我的手机丢了,所有联系方式都找不到了。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不想背负这份责任。我开始抗拒跟家人联系,时间久了,成了一种习惯。再到后来,我已经不敢面对家人了。

那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禁区,一种绝症,碰一下就疼。疼的次数多了,就不碰它了。尽管在外面那种孤独的状态让我很不舒服,压力也大,但就是不会去碰。潜意识里就避免去想这件事。只有偶尔做梦的时候才会梦到家里。同事问起父母,我每次都编个谎就过去了。有时过年也有回家的冲动,但始终跨不出那一步。

我妈常说感谢媒体,我嘴上不说,但其实心里也有一点。因为说实在的,要我自己去战胜这种心魔是很难的。那已经像烟瘾一样,很难戒了。我以前跟别人说,就算我妈没有生病,我赚到钱后肯定也会回家。但我其实明白,我也可能再也不会回家了。因为自己心里那道坎儿是很难跨过去的。

这家伙很懒,什么都没写!

—— 阿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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